Loading…

馮賢賢:青春浪費在考完就忘的事……

馮賢賢:青春浪費在考完就忘的事……


六月,公視推出探討中學能力分班的紀錄片「魔鏡」,赤裸裸揭露那些違規校長、教育官員的真面目,震動人心。


 


觀眾對這支片子的製作人——馮賢賢——報以熱烈掌聲。 但是被揭發的校方、家長會,卻以高分貝召開記者會強烈抗議。 身處暴風圈的馮賢賢,是民國六十三年大學聯考乙組的狀元。 她為何如此?「我是台灣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我也是受害者啊!」 今年四十八歲的資深媒體人馮賢賢記得,國一開始能力分班後,她最崇拜的同學——那些體育、繪畫好的朋友,被編進了放牛班,在校園裡見了她眼神閃爍,看人都不敢抬頭。


 


「為什麼會考試才是好學生?為什麼他們的才能不被肯定?」馮賢賢很難過,那些同學從此變得沈默少言,在學校像是次等公民。 考大學的時候,就讀北一女的馮賢賢知道以自己的實力,一定可以考取台大,但成為榜首,卻是偶然。 當時數學科第一次以電腦閱卷,只有選擇題。 題目發下來之後,她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發現每一題都不會,就把答案倒過來代進公式,沒想到答對一半。 她的聰明讓她在這場關鍵性的競賽中勝出。


 


「那一屆社會組的數學很難,很多人零分,光是數學一科,我就比大多數人多了幾十分。」 聰明與驕傲,往往是一線間,過去她很自傲,認為這世界上沒有她不能的事。 但是等她從台大外文系畢業,到國外念書後,才嘗到大學時代沒下工夫讀書的苦頭。 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比較文學,研究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是一套哲學思想,必須對十九、二十世紀的當代名著有深刻瞭解,對各種文學、哲學理論也非常嫻熟。


 


 雖然她的英文不比美國同學差,但是理論基礎薄弱。 那時她才發現學術是那麼博大精深,遺憾一生中學習力最旺盛的青春歲月,都浪費在一些考完就全部忘光的東西上,沒有真的被啟發。 聰明的她雖然兩年半就通過博士資格考,「但我滿心虛的,知道我其實沒有學好。」 後來她放棄學術,走上新聞實務。


 


一直在美國發展的馮賢賢,民國八十一年看到解嚴後的台灣往進步的方向走,她感受到種種的可能性,就決定舉家返台。 回台後,她花兩年時間推動公視法通過,為公視開出晚間新聞、推動客家電視台誕生。 現在又花了一年的時間,製作教改紀錄片。 她形容自己在「撈本」——過去那麼多的青春歲月被壓制,如今有了自由,要好好運用。


 


「大概是人生的前半生都在做不好玩的事吧,現在我沒什麼目標,只想做好玩的事。」 是因為沒有經濟後顧之憂?「我是單親,要養三個小孩。」 馮賢賢彎起了嘴角,用微笑化解別人的錯愕:「錢不能驅動我。 名位、待遇,這些別人能給你,也能拿得走。


 


但是創造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很值得,這些成就感誰拿得走?」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民國六十一年丁組狀元,現任太平洋SOGO百貨公司董事長鍾琴的身上。 鍾琴:如果給我更多待人處事指點…… 鍾琴的聰明,同樣反映在她對於課業駕輕就熟。 小學四年級時,她生病住院,一個禮拜後回學校上課,參加隨堂考,她拿了一百分。


 


 老師忍不住訓誡大家:「鍾琴不用上課都可以考一百,你們怎麼天天來學校還考成這樣?」鍾琴說,她有一些小聰明,記憶力好,可以很精準的判斷考題。 初中曾經因為父歿母病,沒有長輩看管而整天打球的鍾琴,憑著聰明考上了北一女。 大學聯考前三個月,她決定好好拚一拚。 沒想到這一拚,就成為丁組榜首。


 


 鍾琴的第一志願符合她一貫叛逆的作風——不填外文,也不選國貿,而是台大經濟系。 她大學讀得很輕鬆,經濟學拿了九十九分;出國到康乃爾大學念經濟研究所,修了一門勞工經濟學,老師也打了A++,「因為我給他的答案,比他想的還好。」 靠聰明應付考試的鍾琴和馮賢賢,都是念到博士階段,才發現自己對學術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而只成為「博士候選人」。


 


 鍾琴回台灣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組工作,由於直言敢講,受到行政院長唐飛賞識,出任新聞局長。 官場走一遭,後來因為「發言不當」,被迫轉任政務委員。 「如果父親還在,在待人處事上,會給我更多指點。」 從小不受規範的鍾琴,對自己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不滿意;在大學擔任哲學系主任的先生戴華也認為,她比較適合單純的學術機構。 人際關係能力,顯然並不是只有聰明就能駕馭。 然而,鍾琴並不安於只待在學術圈。


 


 因此,當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邀她出任太百董事長時,儘管她明白名位取予由人,更有人等著看好戲,認為這位「官派」董事長幹不久,在考慮十天後,她還是決定「緊緊抓住機會」。 李弘祺:如果能堅持我的觀點……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弘祺是另一位當年聯考狀元。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是去年才成立的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現在仍有半年留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李弘祺,半年回台。


 


 民國五十三年聯考乙組狀元李弘祺,原本是台南一中的高材生,因為成績好被保送成大電機系。 當時同班同學曾繁城,後來成為台積電上海公司董事長。 然而進了成大的李弘祺,卻變得落寞寡歡。 他發現自己對理工的課程沒有什麼興趣,孤伶伶的他,常常自己拿起喜愛的歷史書籍閱讀。 當時他讀了李敖的文化論戰,確定歷史才是他的最愛,煎熬了兩年,決心拋下世俗價值觀,重考大學,「可能是作文分數占了便宜,所以我成為那年乙組榜首。」


 


李弘祺回憶。 後來,他繼續到耶魯大學深造。 他記得,在美國選了一門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的課,一天教授在指派文章給學生研究時,看了他一眼,說,「唉!你什麼都不懂,不知道要給你什麼題目。」 因為英文能力有限的李弘祺,常常坐在下面聽得一知半解,從不發問,也沒法參與討論,所以老師不知道要分派他什麼題目。


 


 那天下課回家後,他在床上躺了一個多鐘頭,感到肚子在那裡翻騰,「真的是 butterfly stomach,第一次覺得肚子裡有一隻蝴蝶在亂飛。」 他的丹麥籍室友得知此事,建議他:「如果我是你,我會向老師解釋,我不是什麼都不懂,而是語言表達還有障礙。」 他立刻就寫了一封信給老師。


 


下次上課時,老師向他致歉,後來這門課李弘祺得到Honor(前四分之一的成績);拿到博士學位那年,他又得到全美國每年只有二十五名的WhitingFellowship學術獎。 黃宗慧:如果我的社交能力強一點…… 也在學術圈的台大外文系副教授、中外文學雜誌總編輯黃宗慧,則是從考上台大後就沒有離開這個校園。 表面上看來,她的學術生涯似乎一路順遂。 其實,就像研究室門口掛著鯉魚鰭布幔擋住了過路人的視線,她的內心歷經,外人無從得知。


 


黃宗慧從小就是標準好學生,她曾以第一名自大理女中畢業,考上北一女,民國七十五年大學聯考又拿下北一女甲組榜首,進入台大資訊系。 上了大一,開始要修工程數學等專業科目。 黃宗慧發現這些課並不有趣,寫起電腦程式,更是輸給從高中時代就玩電腦的男同學。 去向他們請教,卻換來一頓糗,「唉呀!怎麼女狀元連這個都不會!」 一直是第一名的她,無法再維持第一名,非常沮喪。 高二的惡夢,再度出現。


 


「我很清楚自己一直順從社會的價值標準,高二我就想從丙組轉文組,後來轉甲組,是一種折衷;其實就算讀甲組,我也應該選擇理科的,但是我不甘心,總認為要考上好聽的科系,進去再說。」 平時很少跟人說話的黃宗慧,卻在這天下午無比誠實的剖析自己。 資訊繫念了一年半,她的自我懷疑越來越強烈。 偏巧她又出了水痘,課落掉不少,好強的她急著回校上課,但到了學校,又支撐不住,只好借同學的寢室休息。


 


 結果病沒養好,課也沒補起來,她墜入惡性循環中。 這時,醫生建議她先休學,她在極度打擊下,暫時離開台大。 大學休學一個學期,黃宗慧又回到學校。 她很明白自己無法對抗「不是第一」的壓力,下定決心轉系。 她開始旁聽外文系和中文系的課,發現文學作品可以那樣看待人生,令她很感動。 順利通過轉系考,進入台大外文系,她又連續三年拿書卷獎第一名,並一路念研究所,直到取得博士學位,在外文系教書至今。


 


 問她有沒有後悔退出台灣這一波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浪潮,失去成為「電子新貴」的機會? 「我承認自己愛比較的心態還是偶爾會出現,」黃宗慧說,「台灣給予這兩種人才的回饋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對於在外文系的發展,她卻表示「很知足了」。 一直喜歡數理的她,研究所念到文化理論、精神分析時,發現文學也可以有理論層次的探討,非常迷人,美國文學理論大師拉岡甚至以各種數學圖式來理解心理結構,讓她產生莫大的興趣,好像彌補了她某種「鄉愁」。


 


 她確定這就是她要的研究方向。 儘管在外文系不是主流,她的博士論文,以及日後在台大開的課,都集中在精神分析領域。 轉到外文系之後,黃宗慧才回想起來,自己在國小六年曾經三度拿到全國作文比賽第一名,但是社會價值認為數理好才是優秀,因此,她長期壓抑自己在文科方面的發展。 「現在能做自己擅長又喜愛的事,真的很愉快。」


 


和黃宗慧一樣,李弘祺也常要面對「過去的同學在財富上都很有成就」的壓力。 他曾在美國主辦一場學術研討會,總共需要一萬五千美元。 他向成大電機系的老同學募款,結果曾繁城私人捐款就超過預算的一半。 決定走史學路線時,就已註定他這輩子無法像昔日電機系同窗這般富裕,這點他倒是了然,但堅持走史學研究後的極致成就,是否得到了?


 


 當被問到「此生最大的遺憾」時,李弘祺先是笑著回答「中研院院士落選」,繼而認真的表示,「在學術上,我接受太過複雜的觀點,沒有堅持一套強而有力的理論,成一家之言。這是我最遺憾的地方。」 這顯然是比成為聯考狀元還要困難許多的道路。


 


黃宗慧自覺的不足,卻不在學術範疇以內,而是「沒有培養出適於在社會生存的社交能力」!大學時曾要分組做研究,「我發現自己不會跟人合作,老覺得別人動作太慢。」 念研究所時,她開始擔任中外文學的執行編輯,每次向老師催稿,她都「義正詞嚴」。 「後來有人對我那樣說話,我也很錯愕,好像看到一面鏡子,才發現過去我說話多麼不經修飾,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由於害怕說錯話,她就盡量少說話,結果有人說她冷漠、驕傲。


 


 為了化解別人的誤解,她只好勉強自己去參加一些活動。 有一次,在餐會結束時,為了自己的寡言少語,她心懷歉意地向坐在隔壁的人說:「你坐在我旁邊真是不幸!」對方滿臉不解,她才發現:「我又說錯話了!」 黃宗慧明白,在任何地方,當有好的機會,大家實力又差不多時,最後的勝出「決於你的人緣」。 「你看,我還是爭強好勝,連當老師都希望得第一,」


 


黃宗慧對自己搖頭:她孜孜矻矻證明自己有研究能力、是個好老師,其實仍是「社會價值建構出來的」。 薛瑞元:如果能早點瞭解她的病…… 與李弘祺、黃宗慧、馮賢賢、鍾琴相較,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薛瑞元的聯考狀元頭銜,遲來了十多年。 他是三十八歲重考聯考。 原本,薛瑞元在嘉義老家,開設婦產科診所。 小鎮醫生的生活過久了以後,一成不變的日子讓他感覺滯悶。


 


 那時,勞保放寬加入資格,民眾漸漸改到規模大的區域醫院看病,小型外科診所的業務受到影響。 當時,他就思索未來的前途。 民國八十二年,一名病人把他告上法庭,因為體內發現一塊沒有取出的紗布。 他請了律師抗告,但是因為提不出「這塊紗布不是我留下」的證據,一審敗訴。 他很震驚,「司法官為什麼跟我的邏輯差那麼多?律師和醫師的頭腦有那麼大的不同嗎?」他不服氣,便鬥智昂揚地準備二審上訴。


 


 記得那天,他在庭上陳述醫療過程,回家時,陪著出庭的薛太太突然對他說,「你可以去當律師!」她說,她看薛瑞元的邏輯表達、臨場說理,很有這方面的天分,因而鼓勵他轉行。 第二天,薛太太果真去書局買回一本考古題。 薛瑞元在完全沒有準備下試做,算算分數,可以考上文化法律系,讓他產生信心。 後來他乾脆暫停看診,專心衝刺。 放榜時,薛瑞元因當兵退伍加分百分之十,總分衝到五百八十餘分(滿分六百分),不但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法律系,而且成為狀元。


 


 大學畢業,薛瑞元順利考上律師執照,但是以他外科體系醫師的訓練,對於「超級沒效率」的法庭生涯還是興趣缺缺。 他又繼續念研究所,兩年前才在因緣際會下,被網羅到衛生署醫政處。 本來以為薛瑞元放棄醫師,轉入法律,走上醫政,是經過精心規畫的生涯,誰知他連連否認,「人生有那麼好規畫就好了!大家都走得跌跌撞撞,連最安穩的工作(醫師)都不再安穩了!」他說,他是閉著眼睛,摸到這一塊,就去把他做好。


 


 「我滿老莊的,盡人事、聽天命,等到醫政這一塊也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就會離開。」 醫政不是最能結合他的所長嗎?難道他沒有想在這裡發揮的理想? 本來在訪談過程一直玩笑不斷,真假莫辨的薛瑞元,在停頓片刻後,突然換了一種語氣,「其實我生命中最大的挫敗不是官司敗訴,不是兼差養家還剩最後一學期,卻被開業的老同學告知你不用來了。」


 


空氣中浮動著等待。 他終於說:「我生命中最諷刺的事,是我媽在我念醫學院的時候,得到紅斑性狼瘡,我根本還來不及瞭解她的病,她就腎衰竭去世了。」 「她為什麼不去洗腎?因為我念醫學費很貴,她付不起!」他不自覺中握緊拳頭:「所以有一件事我絕不原諒,任何人想去破壞健保,都是一個罪人,沒良心!我說重話。」 剎那之間,一切都了然了——薛瑞元母親死於沒有錢洗腎,他在為健保奮戰。


 


 黃宗慧九歲那年失去了父親,同學跟她吵架時,脫口而出:「你有什麼了不起,你爸爸都死了!」從此,她用第一武裝自己。 馮賢賢過去不敢,也無暇一顧放牛班的同學,現在她要探討教改問題,為那些人找回人性的尊嚴。 鍾琴又何嘗不是父親去世後寄人籬下,每次無能為力的看著夏天的雷雨在家裡鬧水災,而在內心埋下一股自己也不明白的力量?


 


馮賢賢說:「人活著很辛苦,一生會遇到各種挫折,你怎麼回報自己呢?做這些事,讓我覺得自己沒有白活。」 最好的成績已成往事,最深的自信打破又再建立,他們,從最高的期望和最大的壓力下走出,在尋常人生,找尋自己的真正價值。


 
本文作者:李世隆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