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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體為啥不敢惹新加坡

如果你常讀國際新聞,對於新加坡這個國家恐怕印象會不錯。

花園城市,經濟發達,金融中心,街道乾淨,人民生活幸福,官員清廉……總而言之就是,一個優秀富強的國家。

如果你英文夠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體,

恐怕也找不出幾篇批評新加坡的文章。
問題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沒有缺陷了?西方媒體那麼擅長質疑政府,怎麼會放過這樣一個總理一當30多年,過了幾年換兒子繼續當,執政黨50多年未變的東方國家?

其實,西方媒體對於新加坡的批評,非不想也,乃不敢也。之所以不敢,是因為李光耀從他執政起,就開始了和媒體孜孜不倦的鬥爭。而劍橋大學畢業,在英國拿到律師執照的他,從來不靠嘴巴鬥爭,而是在法庭上、 禁令中,讓媒體付出慘痛代價。

真的,和李光耀比起來,那些和他交過手的媒體,只能用「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形容。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馴服西方媒體

馴服來自西方的主流媒體,顯示出了李光耀的過人之處。

作為一個英文是官方語言之一的國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資的國家,曾經一貧如洗被馬來西亞趕出了家門後不知怎麼辦的國家,西方媒體以為,新加坡又是他們遇見過的那種後殖民地。於是,批評報導紛至沓來,針對李光耀這個長期執政者的批評也不少。

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決定,對涉及新加坡內政的外國報刊,執行限制銷量或發行量的法令。

這裡面有著一個劍橋一等畢業生的精明:首先,這些報紙沒有被封禁,而是減少了銷量,至於減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說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報導也沒關係,只要你願意原文照登我的答覆信,只是,你敢登嗎?再次,銷量給你砍下來是沒錯,但是我沒說讀者不能複印你們的文章啊,所以你們的閱讀量有可能還是很高的嘛。

第一個撞槍口的是著名的《時代》週刊。
在報導了一名反對黨議員的新聞後,李光耀的新聞秘書去信更正報導中不符事實之處,當然啦,人家沒登。然後《時代》的銷量被從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個月後,答覆信原文照登。

《時代》雜誌從此獲得了「聽話技能」。此後,很多西方媒體都「掌握」了這項技能,比如《經濟學人》、《紐約時報》等等,有好幾家還付出了數十萬美金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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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黃河不死心的是《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總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銷量從5000減到了400,然後一向愛表示對他國遺憾的美國國務院就表示了遺憾。有政府撐腰,《華爾街日報》本該舒服點,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對美國國務院也表示了他的遺憾,於是對方沒再插嘴。隨後,《華爾街日報》表示,願意「犧牲賣報收入」,拯救那些想讀本報而不可得的讀者,免費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沒有?李光耀也來了個道德感爆棚的回覆:可以,但報紙上不能有廣告,以證明動機純良。《華爾街日報》灰溜溜地表示不接受,辯駁說這樣會造成額外的開支和時間安排的問題。李光耀立刻回應:新加坡政府來出你們額外開支的一半。該報拒絕後,再未回應。

最為精彩的則是李光耀大戰《泰晤士報》。那是1990年,該報一位記者發文指責李光耀本人,說他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國裡違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親自應戰,於是寫信給這位叫萊文的記者,邀請他在倫敦來場「現場直播的電視辯論。」對方第一波認慫的理由是,沒有電視台會感興趣。李光耀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呢?他早就聯繫了BBC的主席,答應騰出半小時給這場辯論。對方第二波認慫的理由是,你在報紙上被罵的就應該通過《泰晤士報》作出回應,不能換媒介啊。於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當面對質真遺憾啊。《泰晤士報》沒登,於是李光耀買了《獨立報》半個版的廣告位,把這封信登了出來,並在BBC接受採訪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麼都不必說了。」那個記者就真的再也沒寫過任何關於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了!


李光耀的智慧

要知道,自新加坡1965年建國之後,從來沒有反對派對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有過任何威脅,在議會的80多個席位裡,反對派好的年頭也只能拿到2、3個席位。總理嘛,李光耀當了31年,交給了手下親信繼續當,過了幾年兒子李顯龍接任……把政治對手都收拾得服服帖帖,遑論散兵游勇的媒體。李光耀旗幟鮮明地表示,他根本就不信「新聞自由」那些東西。「西方制度容許富裕的報業鉅子決定選民每天該閱讀些什麼,我卻不吃那一套。」李光耀根本沒打算掩飾。

李光耀的一句話講得頗為語重心長:「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尊重我們。」

西方歷史上曾經形成報刊的四種理論: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社會責任理論、蘇聯的共產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之大,到今天依然對世界有著深遠的影響。站在東方一個小國的李光耀,歷經半世國家飄零、發展艱辛,早就形成了強大的內心,對於這些理論在新加坡的適應程度不以為然。與那些只會對罵的國家不同的是,接受過西方專業法律訓練的他,能把這些問題轉化成具體的法律問題,也能在道德上,通過鑽研對方的缺點,有的放矢。

李光耀說,報刊的擁有者和記者們,不具有想登什麼就登什麼的權限,因為與新加坡的部長們不同,他們不是民選的。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具有對政治指手畫腳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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