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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兒捐腎風波:從醫學突破到倫理風暴,中國案例引發國際爭議

作者/KingNet國家網路醫藥 編輯部

近年醫學界頻頻突破器官移植技術的極限,但當「進展」觸及倫理界線,社會的反彈聲浪也隨之而來。2023年刊登於《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的兩篇中國論文,揭露兩例將出生僅2-3天、體重不足1.2公斤的早產女嬰腎臟移植給成年女性患者的案例,引發全球醫療與倫理界的高度關注與質疑​。

新生兒撤除維生與移植決策:醫學數據與倫理審查的落差

根據原始論文記載,兩位新生兒皆在出生後即因重症撤除維生系統,經家屬同意後捐出腎臟。受贈者分別為34歲與25歲的女性,前者甚至尚未接受過洗腎治療。移植術後,兩位成人患者皆顯示腎功能正常,研究作者宣稱此為「最低體重、最年幼捐贈者成功移植」的里程碑。

然而,醫界對論文中的敘述提出諸多疑點。例如,嬰兒僅出生兩至三天即撤除維生治療,是否有進行積極搶救或充分病況評估?兩位嬰兒的瞳孔反射、血壓狀況與器官功能在文中語焉不詳,甚至出現與醫學常識相違的數據。例如,一位僅29週、體重1.07公斤的早產兒,其瞳孔居然出現光反射,令人費解​。

器官配對效率過高?令人存疑的時間線

正常情況下,器官配對與移植涉及繁複的血液檢查與行政流程,通常需耗費數天甚至數週。然而這兩起案例卻幾乎於捐贈當日完成配對與手術,醫療效率之高令人咋舌。醫師質疑,是否早已預設受贈者並事先完成配對?否則從血液採樣、實驗室分析、配對確認到手術準備,都難以於短短數小時內完成​。

此外,論文未交代血液採樣時間與方法。一位體重僅1.07公斤的嬰兒,全身血量僅約85cc,若抽血需用到5-10cc以進行配對,對其生命構成嚴重威脅。這樣的檢驗與手術過程如何進行?作者避重就輕,引人遐想​。

行為能力與道德困境:當新生命無法表達,誰為他說「不」?

在這場橫跨醫學與倫理的風暴中,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決策過程的合法性與道德正當性。根據論文內容,兩名出生僅兩至三天的早產女嬰,皆在家屬「接受」撤除維生治療後,捐出雙腎移植予成人女性患者。看似合乎程序,卻在細節中引爆無數疑問。

首先,必須釐清一個根本問題:新生兒本身毫無行為能力,無法表達意願。對其生命延續的決策,全數交由家屬與醫療團隊判斷。然而,論文中使用的語句是「接受撤除維生治療」而非「主動要求」,詞語的選擇透露出被動性,也可能暗示醫療端的主導性。在面對剛迎來新生命的家庭,醫療人員是否提供了足夠資訊與時間,讓家屬在情緒激盪中做出審慎決定?抑或是在不對等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下,傾向於引導出「可用器官」的結論?

更令人擔憂的是,該兩篇論文皆來自中國頂尖的國家級醫療中心,這些機構擁有先進的新生兒重症照護能力與資源,在台灣醫界眼中等同於台大醫院級別。若在如此條件下仍宣稱嬰兒「無法救治」,則勢必引發外界合理質疑:是否真已用盡一切醫療手段?或是否過早放棄,只為推動器官捐贈?

此外,從時間軸來看,兩名早產嬰兒自出生至宣告死亡僅歷時48至72小時,配對、準備與手術幾乎無縫接軌,流程效率之高難以置信。這樣的「神速」,不免令人聯想到是否為預設的醫療安排,而非自然形成的臨床決策。

當醫學成果被包裝成「里程碑」之際,是否犧牲了未成年生命的基本尊嚴與保護?當論文未詳述倫理審查程序,卻詳細描繪手術成果時,醫學研究是否已過度傾斜為炫技舞台?這些問題不僅挑戰論文的可信度,更拷問整體醫學倫理的底線。

台灣醫界與國際聲音:倫理機制失靈的示警

中國新生兒腎臟移植案例的曝光,引發台灣與國際醫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警覺。針對論文中所描述的病況、決策時程與器官移植流程,台灣多位新生兒科、腎臟科及移植專科醫師紛紛出面質疑,直指該案例顯示的醫療與倫理機制可能已失靈。

在當代的新生兒加護照護水準之下,29週的早產兒已有相當高的存活率。根據台灣醫界實務經驗,除非出現嚴重的多重器官衰竭或無法逆轉的重度腦傷,否則不會輕易對早產兒下「無法救治」的判斷。尤其在醫師與家屬共同期待新生命存活的情境下,主流態度是「救到底」而非快速放棄。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案例不僅在中國出現,且經由正式醫學期刊刊載,具高度公信力與國際影響力。若缺乏嚴格倫理審查與同行審議,即讓此類研究順利發表,恐將在無形中為其他醫療機構開綠燈。美其名為「創新」,實則可能助長對新生兒進行「計畫性器捐」的風氣。

國際移植學者亦在網路社群與評論中發出警訊。有人指出,若論文中對於撤除維生過程、配對流程與受贈者條件都語焉不詳,甚至避重就輕,則不應被視為典範案例。學術界一旦容忍此類研究在欠缺透明與倫理交代的情況下發表,將對整體器官捐贈體系造成長遠衝擊。

倫理審查機制原應是研究發表前的最後一道防線,確保涉及人類樣本、尤其是無行為能力者(如新生兒)的研究,皆經過嚴格把關。然而本案反映出審查過程可能過於寬鬆或流於形式,甚至讓外界懷疑是否出現「配合政策」或「醫療成就美化」的操作空間。

在全球倡導尊重人權與強化醫療倫理的當下,台灣與國際醫界的這股反彈聲浪,不僅是一時的輿論震盪,更是對整體醫學研究體制的一記警鐘。如何在醫學進展與人道價值間取得平衡,避免讓最無辜的生命成為研究數據背後的犧牲者,已成為每個國家、每個醫療單位不可迴避的共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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