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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在母職角色上承擔了大部份「不孕」的責任

文�台中榮民總醫院婦產部 何師竹醫師

孕產婦的死亡率及新生兒的周產死亡率往往被視為一個國家開發程度
之指標。根據台灣省婦幼衛生研究所之資料,台灣地區孕產婦死亡率
由1952年之每十萬名活產兒中、死亡孕產婦數達196.56名逐年下降,
至1982年為每十萬名活產兒死亡孕產婦19.06名;到了1992年更下降
至6.85名,接近已開發國家之水準。前期下降之主要原因是家庭計畫
推展之成功使生育率大幅降低,以及產科醫療大幅的改善。後期則是
產前檢查之普及(受檢率達98%)及周產醫療品質之繼續提昇。

全民健保之實施,使國人享有了保費低廉、就診次數不受限、並得充
分應用高科技的醫療服務。婦女同胞更享有了完全免除部份負擔的「
產前檢查」及「生產」。雖然,由於產科醫療的給付偏低、加上「消
保法」的援用等,造成醫學生視選擇「婦產科」(尤其是「產科」)
為畏途,使近年產科醫學漸次發生了斷層現象,「十年後,誰來替孕
婦接生?」將不是一種「過慮」。然而,目前在都會區大型醫院過多
的激烈競爭下,女性在孕期及產期所獲得的醫療照護,無論在物力、
人力上都充足而有餘。

古來形容婦女生產如「一腳踏在棺材內」,如今完備的醫療設施、先
進的診斷科技使母、嬰的風險降至最低、產程的痛苦減至最輕。今日
身處台灣地區的女性在教育水準、專業成就、經濟獨立上所享有的權
益遠超過數千年來的中國女性。台灣婦女應能充分依照自己的健康情
況、經濟環境、以及生涯規劃,決定生育子女的數目、間隔,並且在
未遜於先進國家之周產醫學照護之下,完成理想家庭之建立。是否在
「母職角色」上就享有前人所未有的平安幸福?是否更確定自身擔任
生命孕育者的尊嚴與意義?


以上兩點,我認為仍然是令人質疑的。二十餘年來,我見為數不少的
現代女性在母職角色上仍身處各種不同的困境。在醫療上所觀察到的
往往是幽暗海面上所露出的冰山一角。

10∼15%的夫婦須經由不孕症專家協助達成生育的目的,一般資料顯
示不孕因素男、女各半。在女性因素中,排卵缺陷佔30∼40%,輸卵
管病變佔20∼30%,子宮腔因素佔10%,腹腔因素含子宮內膜異位症
在內約佔20∼30%,子宮頸因素佔5%以下。因此需要夫妻同心,以
循序漸進的方法,找出病因以確定治療方針。

由於藥物誘導排卵的治療進步,除非是生育年齡的過於延後,排卵缺
陷已可克服。輸卵管、子宮腔以及部份的腹腔因素仍以感染及手術損
傷為主因。近年的性開放及人工流產術之增加,使這些機械性因素導
致的不孕亦隨之增加,而其功能之修復成效之有限,促進了近二十年
來大量利用儀器、科技的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至於導因於男性因素
的不孕症,迄今尚無根本治療,只能以誘導高數量的排卵以增加受孕
機會,或借助於人工生殖技術。這些高級人工生殖科技,包括禮物嬰
兒(將多個卵細胞與精子置入輸卵管內)、試管嬰兒(卵細胞取出體
外授精,俟胚胎形成後植入子宮)、精子之卵漿胞內注射等,在治療
之過程中,女性須接受系列具不同風險之侵襲性步驟。
因此,不論不
孕的因素在男性或女性,女性須接受較多的治療及其所帶來的身心壓
力。

 在臨床上,可觀察到:

 一、鮮少夫婦在初診時同時前來就診。

 二、在女性已完成一般性檢查,進入侵襲性步驟時,仍有部份男
   性堅持不接受最初步的檢查。

 三、不論不孕因素為男性或女性,在治療過程中,女性呈現高度
   的焦慮、自我形象的低貶。她們也感受到源自丈夫的家庭、
   以及我們重視血緣子嗣的社會的壓力。

 四、不孕症夫婦的過度焦慮及不計代價要求成功懷孕,造成國內
   高級人工生殖科技的過度運用,多胞胎懷孕發生率的增加及
   所衍生的產科問題。

 五、女性有嚴重子宮缺陷,而想要得到夫妻血緣相聯的子女,必
   得借助於「代理孕母」。此一議題在1996、97年間,曾在國
   內引發相當的爭議。衛生署延攬生殖醫學、社會學、倫理學
   專家,經慎重研討之後頒行了「人工生殖綱領」,禁止「代
   理孕母」之施行。

 六、20%不孕夫婦治療會失敗,不孕女性所面臨的不僅是不能完
   成母職的失望,部份女性可能面臨家族中地位之喪失、甚而
   「失婚」。
本文作者:何師竹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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